内罗毕放荡不羁的马塔图

在内罗毕威斯德兰(WESTLAND)一座院子里,印度裔学者戴文森先生坐在窗前电脑旁对我说道。“那时,这里还没有人居住,英国人为了修通(蒙巴萨港到维多利亚湖的)铁路,找到(内罗毕)这块地,建成了火车进山前的补给站。”

他告诉我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在他的《我的非洲之旅》书中记下了1907年他作为英国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在内罗毕的所见“内罗毕是典型的南非小镇风格……有580白人、3,100印度人、和10,550非洲原住民。”

戴文森的父亲正是这3,100名印度人中的一员。戴文森在内罗毕出生长大,从内罗毕大学毕业,成为了城市规划和环境保护领域的专家。后来创建了“马兹吉纳研究所”(MAZINGIRA INSTITUTE),他们编著出版的《内罗毕的斗争》在肯尼亚和非洲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它以漫画和图解文字的形式详细记录了内罗毕在二十世纪这一百年里经历的环境、政治、社会、经济、人文的主要冲突、抗争。

70多岁的戴文森一聊起内罗毕的故事两眼就炯炯发光,连头顶上的一根根头发像触了电似的在头上四下散开,很像金庸笔下的帮主。他接着说道:

“当时,白人住在西部,就是这一带,威斯德兰(WESTLAND),在恩贡山麓森林旁”他用手指了指地下,“非洲原住民住在东部,伊斯德兰(EASTLAND),在干枯的草原边,中间(CBD市中区)就是是政府办公机构和印度人搞起来的商铺和居住区。后来城市建设延续了当时这个布局。当时的殖民政府严格限制着非洲原住民的迁入,直到肯尼亚独立后,政府放开了这个禁令,大量原住民涌进了城市,原来的城市设施完全无法承受这些涌进来人口的压力。比如这个城乡之间的交通就是一个大问题。”

他翻开桌面上的那本《内罗毕的斗争》,找到一张《赚钱的马塔图》的漫画递给我看,这画展现着在一辆七座的马塔图里,乘客们被挤得纷纷将头伸向车外;而车外大个子使劲推着前面乘客那还露在车门外的硕大想挤上来;车顶上堆满了箱子、鸡、蔬菜、和成捆的铺盖卷;戴着嬉皮士帽的小伙子贴着车尾站在爬梯上;售票员拉着副驾驶的门还在使劲叫着“还可以装一个,还可以装一个”;远处还有一个拼命奔跑过来背着书包的中学生。漫画的顶上写着“超载是唯一的办法”。

但马塔图以它独特的马塔图文化的定制改装,让它成为全球最独特的中巴车,爱它的说它“活力四射、流动的艺术画廊”,恨它的说它“臭名昭著、行走的太平间”,它已成为内罗毕独特的标识。

市中区的北半部是老城区,密集、低矮楼房的贫民商业、生活区,不仅有地道的美食餐馆、和廉价的旅社酒店、更有价廉物美的生活用品。这里到处都有来自中国的商品,华为、OPPO、TENCO、TCL、海信的招牌,挂满街街头巷尾。

老城区与南半部那包含着包括、政府机关大楼、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高档写字楼、和希尔顿国际酒店等高楼林立的新城区的分界线,就是国家档案馆前的莫伊路,它从东走到西把新老城区清晰地切割开来。而国家档案馆前的交叉路口正是联结这新老城区人流的主要通道。

交叉路口的红灯一亮,头饰、服饰各异的人织在斑马线里,瞬间把路口拼成了七彩的马赛克,绿灯一亮,五颜六色涂鸦满身的马塔图就争先恐后地咆哮着冲过来,那些马塔图身上的嘻哈、雷鬼巨匠、演艺明星、卡通人物、政治人物、动漫世界、和功夫明星就在面前一晃而过。

交叉路口后的国家档案馆广场上,响起了抑扬顿挫的演讲,一个成熟、干练的中年男子站在由他粉丝围成大圆圈的中央,踱着步、挥舞着手臂,用斯瓦希里语发出强有力的声音,粉丝们欢快地拍着手、跺着脚,附和着他的演讲,配合着他高呼的口号。

旁边的非洲大妈也用小石子在她的周围圈起了一个小圈子,大声吆喝着兜售她的土特产。虽然没有粉丝助阵,但她那韵律感极强、声音响亮、连绵不断的吆喝声也引来了不少围观的男男女女。

不过,广场上更多的是行色匆匆的年轻人,他们都涌向国家档案馆旁边的通道去往老城区。七、八个身穿绿白SAFARIA公司制服的年轻人站在这通道的端头,向行人派发新的移动通讯套餐单。其中一位漂亮小妹妹上前来问我是否需要办理SAFARIA的移动卡,办了卡可以绑定M-Pesa移动支付,这样坐公交巴士、马塔图都可以用它手机支付了。可我已经买了卡,我想我这样的短暂停留还是别绑定银行卡了。

肯尼亚的移动网络发展在非洲是名列前茅,内罗毕的4G网络让我没有感觉到有断网的地方。网速也不会让人感到很焦虑,我刚才把在那红绿灯旁拍的视频“嗖”地一下发上了朋友圈,马上引来一片大拇指和评论:“市区还是很繁华的”、“还有网,不错”、“注意安全”。

通道端头还有几个擦皮鞋的摊贩。这里擦鞋摊与我们的很不一样,每个摊贩有一个铁皮小棚,里面有两级台阶,客人坐台阶上的椅子,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擦皮鞋的人也不用低头哈腰可以直着腰板地擦客人脚上的皮鞋,既抬高了客人又没有委屈自己。

其中一个鞋摊上的中年男子走过来招呼我去擦鞋,他指着鞋摊里那位戴着高度近视眼、正摊开一叠报纸在看的中年女子说:“我老婆是这里最好的擦鞋匠”。他要了我两美元,旁边人都笑他心狠,不过我想可以拍几张照片,这价也合理。她老婆不多言,擦得的确很专业,不仅把皮鞋擦得干干净净,还用502快干胶水帮我修补了鞋。她跟她老公完全是互补的性格,一闲下来她就会读读报纸,而她老公总是天南地北地跟你扯,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索马里人很坏。”他跟我这样说是因为上一周(1月15日)索马里刚在这儿搞了。

鞋摊的旁边,就是汤姆大道和安卡拉街的交叉口,它的四周路边停满了色彩绚丽、对比强烈、涂鸦满身的马塔图,另一些马塔图断断续续地在安卡拉街路口上拐进拐出。我刚站在这路口旁,一辆涂鸦着NBA球星那光亮脑袋的马塔图就擦身而过;紧接着迎面开来一辆车头涂鸦着蓝色妖姬般的美女马塔图,她手扶着刚摘的墨镜,露出一双大眼紧盯着我,越来越近;转过身随车望去,这辆马塔图在车尾甩出一个用手比划着朝自己太阳穴开枪的雷鬼歌手,他那迷茫、颓废、无助的神情让我一下子不知身在何处……。

我就站定在这路口,仔细打量着这些马塔图。其实它们都是二手的丰田、日产、五十铃客车改装而成的。就象上了年纪的穿上年轻人的时尚衣服,远看很酷很炫,但不耐近观。很多马塔图都有被刮蹭、碰撞变形而没有修补的部位,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它和满街那些高矮、形状、新旧、色彩都参差不齐、非常多元的建筑、街区的配搭和谐。非洲人擅长的野兽派式的色彩混搭,更让马塔图显得鲜活、生猛。有的马塔图外形夸张,犹如变形金刚中的大黄蜂、擎天柱,有的只是用上了大包围保险杠,但张狂的涂鸦却让它更显力量。每辆马塔图竭力彰显着自己的个性,比拼着谁更能抓住年轻人的心。我顺着汤姆大道往前走,想找到那最让我心动的马塔图。到了鲁苏里大街和曼郁路的交叉路口处,一栋六层的商业大楼铺满了传音手机“TECNO”的广告,其临街转角处立起了一幅四层楼高的巨幅广告画,那是一幅关于TECNO针对非洲开发的最独特的人工智能功能,能把反差小的黑脸庞拍得更清晰、更漂亮的广告。广告的表达直观简洁:一张直视着你的真人脸庞,一半真人脸一半显示在TECNO手机的屏幕里,并置对比,手机美颜的效果不言而喻。我被震撼的不是手机的美艳效果,而是这在高楼上凸显的巨大脸庞上那双直视过来的眼睛。

在“他”和我之间,这十字路口边上,有五六个摩托佬排成一排在等生意。他们各自打望着这个既没有红绿灯,又没有斑马线,也没有交通警察的十字路口上来来往往的路人,不断用眼神、用手势、用叫喊来招揽他们的生意。在这儿他们被叫作“博达博达”,跟马塔图一样是这里主要的私营非正规的交通运输服务,也是肯尼亚的一种主要的就业方式。跟我们国内、跟广州的散兵游勇、各自为阵的摩托佬还不一样,他们是有协会、有组织、有秩序的。别看他们都在向你招揽生意,跟你谈价钱,但一旦你真的要坐他们的摩托,他会告诉你,你该坐最边上那位的“博达博达”,该他先发车。

坑坑洼洼、年久失修的街道路面,让过往的车辆快不起来,交叉而过的车辆似乎早已形成了默契,依次交叉前行,并没有堵死在这十字路口上。我面前的街道路牌下,有一位身着绿色衫的小伙子,推着自己特制的小车卖着鸡蛋卷。不过生意不旺,只是偶尔有人买他的蛋卷。

在他身后,有一辆醒目的马塔图正缓缓地开过来。绛红色基调里穿插着大面积的灰白色,车身绘制的是美国当下正红火的嘻哈歌手波兹·马龙,车尾用灰白色的手写体写着马龙的打榜歌曲“神经病”(PSYCHO)。但不知为何车身上写成了“PSYCO”,少了一个“H”。

波兹·马龙是当下少有的白人嘻哈歌手,也是相当另类的歌手,他以自己慵懒的唱腔、引人共鸣的阴郁自我表达、可以用一段旋律唱完一首歌却能把不同的层次依次展现出来。一副有才又淡泊名利的样子。

这辆马塔图上绘制的波兹·马龙那若似儒雅的神情,准确地呈现出他的风采。站在车门边招揽生意的售票员,身着绛红色马甲、长裤、灰白衬衫,头戴深灰色礼帽,这身专业的打扮,真让人感觉这辆马塔图就是那波兹·马龙的“演出大篷车”,让我都动了心思想上去体验一下。

顺着这辆“大篷车”前行的方向,走过来一位年轻漂亮的时尚女子,她清瘦的脸颊,却有丰满而有轮廓分明的三围,红色的露臂长裙,把健康的身材包裹更加婀娜多姿。街对面两位正打着电话的中年健硕男就一直用直愣愣的目光紧紧地跟随着她前行的身影。

她脚下高跟鞋有力的声音越来越近, “大篷车”也行进到了十字路口上,波兹·马龙的正好没有遮拦,完全地暴露在我的眼前。这时,她也正好赶到我眼前,我一下感受到无数的眼光汇集了过来:不仅有街对面的两男士,还有大楼上那TENCO的那位,连马塔图上波兹·马龙那凝固的眼珠似乎偷偷地转动了一点点,把媚眼抛将过来盯在这漂亮时尚又气宇轩昂的女子脸上,期待她的回眸。街头这样魔幻的邂逅如果真能被神奇地激活,演绎出童话般浪漫的故事……,但顷刻间,波兹·马龙的视线被那帮摩托佬阻挡,女子也远去,魔幻之力瞬间灰飞烟灭,各自散去。

我顺着这老城区里大街小巷找寻着汇集马塔图的“大剧场”,最后还是回到了汤姆大道和安卡拉街的丁字路口。拐向安卡拉街入口的路中间有颗大树,它把这安卡拉街的出入口变成了一个宽敞的喇叭口。我也正好可以坐在这大树下,打望着停靠在路边的与缓缓进出的马塔图,感悟它们之间可能的演绎。

一辆画着美国R&B歌手里尔·乔恩的马塔图慢慢停靠在路边,车刚停稳,三个小伙子就在车门前开始招揽生意了。穿白衬衫的瘦高个儿站在人行道上不停地挥着左手,招呼着匆匆而过的路人,嘴里不停地用斯瓦希里语报着终点站名,就如R&B,有节奏地喋喋不休。另一位穿红色篮球背心的壮实小伙子,在车门附近协助乘客上车,对背着、提着行李、货物的乘客,他都主动上前去接下这些重东西,等乘客上车后,再把这些重物递给车箱内的售票员,售票员再帮乘客安顿好这些行李、货物。戴鸭舌帽的瘦高小伙子戴着一幅大圆框的黑边眼镜,在车门边用手像拍鼓一样地拍打着车身,大声嚷着他们要经过的主要站名,又时不时地走到人群中,拉拉扯扯地招揽着生意。

等戴鸭舌帽的小伙子闲下来后,我就上前与他聊了起来。他叫布兰多,在这儿工作几年了,家就在内罗毕郊区的农村,晚上八、九点下班后就回到农村的家里。他每天早上七、八点就到这儿来,在总站来服务,招揽生意、维持上车秩序、驱赶非本线路的马塔图来抢生意,为司机、售票员跑上跑下。他们从司机和售票员那儿拿小费,有时也从乘客那儿拿点小费。他们和马塔图车主没有合同关系,拉的乘客越多,发车越快,司机和售票员就会给越多的小费。

虽然和司机、售票员没有正式的合同,但他们不担心拿不到小费。他们之间都是熟人,熟人圈子里的口碑、名声也在约束着。有要么是同族群的、要么是朋友的关系,要么是这个服务工人联盟(Castle), 要么马塔图站台服务人员协会,在这个马塔图的圈子里大家都有一种默契。

布兰多告诉我并不是每辆马塔图都会花钱来改装成这样的,年纪大一点的多半不喜欢这样五颜六色的涂鸦,也烦车里吵闹的音乐。市区里的年轻人的喜欢这这些定制的改装,外观漂亮、有WIFI、有喜欢的音乐、有音乐视频。从2010年以来,有个大学生组织了的“耀眼的马塔图(NGANYA)”大奖赛,通过公开的投票评选出内罗毕年度最耀眼的马塔图,每年的这个大奖赛颁奖日都成了马塔图从业人员的节日。

他说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马塔图里的电视越来越大,都54”了,音响越来越高档,由“健伍”变成了“滚石”,常常要花二万美元来改装。对于车主,改装花得越多、越耀眼就越能吸引住年轻人,也就会赚得越多。现在年轻人很活跃、前卫,都愿意花多一倍的车费去乘坐那些改装得更好的马塔图。

布兰多的这些话让我想起前几天陪同内罗毕朋友稚芸参加的读书分享会,这是一个知识女性小组的活动,是关于美国前米歇尔·奥巴马的新书《成为》的读书分享会。

她们选择在威斯德兰的吉杰麓路(Gicheru Rd.)的园林咖啡馆(The Arbor Cafe)搞这个分享会。咖啡馆是坐落在一片森林里的一个敞开式的庭院,庭院的中央和四周有几棵参天的大树,需要数人才能围抱的大树;三四个白色帆布支起来的帐篷下,摆放着七八张方木桌,陈旧的红色塑料休闲椅围在桌子周围;中间独立出一个由原木搭出来的方亭子,上面用绳子吊着各色的啤酒瓶,在风中变成了风铃。这里的建筑、家具、用品和这原生态的林子,融合为一体,没有丝毫的突兀;树上鸟儿悦耳鸣叫,地上斑驳光影不停地晃动着。深吸这林子里清新空气,感受这完全用不着空调的大自然,让我明白了人类为何是从这儿起源的、为何全球仅存的大型动物大迁徙在这东非大裂谷里、为何英国人一直把它看着是他们的后花园。

庭院深处的角落里,临时组合的几张茶几排成了长长的“会议桌”,围坐着20多名充满活力、干练的年轻女性。她们肤色深浅不一,装扮各有各的时尚范儿。她们来自非洲大陆的不同国家,大多都有在欧美学习、生活的经历,现在内罗毕工作生活;还有三、四位是来自欧洲和美国的非洲裔女性,她们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属下的部门工作。

我不太方便参加她们女性小组的活动,就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喝起咖啡来。这一群活泼的女性对米歇尔的这部自传聊得兴致很高,时不时传来朗朗的笑声,争论的也很激烈,她们受的都是西方教育,英语说得很溜儿,还夹些非洲词汇,更特别的是这些不同地域、国家的黑人之间在内心深处有一种自然流淌着的心灵纽带,能让她们与米歇尔·奥巴马共鸣。她们一个接一个地抢着说,稚芸根本插不上嘴,很多都听得似是而非的,更难跟上她们的笑点,只有默默地听的份儿。

其实,稚芸也非等闲之辈。她来非洲已经三年了,从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的传播和营销研究生毕业后,来到了东非,先到达累斯萨拉姆的一央企工作,一年后跳槽到内罗毕的渣打银行总部担任中国客户服务经理。这引来中国人对非洲的投资热潮,众多随“一带一路”涌来的中国大客户给她带来了很好的工作业绩。但她是第一次加入这个女性活动小组,也是费了一番周折才加入进来的,这也是她心理医生的给她的建议。

前几年忙于在内罗毕立足,根本没有时间去慢慢进入进去本地人的社会圈子。她本来是一个需要新鲜事物不断涌入大脑,让大脑保持兴奋和活力,才觉得活着更有意义的人,在国内她可以与各种不同经历的朋友交流碰撞。但这儿中国人的圈子相对比较单一,让她很难有兴趣去交流,更不容易让她兴奋。生了女儿之后,她变得抑郁不欢。在这儿看了几次心理医生后,医生告诉她这问题应该是出在社交圈子的匮乏上。医生建议她要花力气闯进本地人的社会圈子,医生建议她先从这里的各种女性活动小组入手去试试。

稚芸最初参加一个关于“回归女性”的讲座,黑人老师开场就谈阴阳,用《道德经》里的话来讲阴阳的平衡,说回归女性就是要回归到人阴的一面。这么遥远的地方,这些老师并没有中国的背景,但却把中国的文化用得这样贴切,这让她感到很意外;在她做心理咨询的地方,碰到气功有关的活动,参加的也全是黑人,连老师都是黑人,又让她很意外;而在另一次讲座里,黑人老师又给她们讲“轮回”。这些让她惊讶内罗毕还有这么多元的文化空间。

自此稚芸有空就到网上搜寻内罗毕有什么感兴趣的活动,结果找到了一大堆的音乐剧、沙龙、脱口秀、现场音乐会、青年培训、心灵工作坊、瑜伽、冥想、插花、手工坊、朋克之夜,居然有这么多,完全超乎了她的想象。一到周末就和她那新加坡华裔的老公带着孩子一起去体验,新东西、新感受扑面而来,让她应暇不及,再没有忧郁的机会了。

又有新的马塔图进站了,布兰卡奔跑过去忙他的工作了。我还继续坐在那儿拿着相机打望着。人们不断从我身旁走过,有的去往前方的写字楼、有的去往商业街、有的去乘坐马塔图。

紫红色的马塔图慢慢停靠在我右边,售票员坐在门边座位上清点着钞票,他身边的车身上是一支大大的“金话筒”,下面写着“福音传播”,前面副驾驶的门上是一本厚厚的书上面标着“十”字,写着“圣经”,这让那一身黑衣、在车内低头数钞票的售票员看起来像正在昏暗的教堂里低头读着圣经传播福音的“牧师”。

载着美国摇滚巨星里克·罗斯那大头像的马塔图奔驰而来,急停在这“福音传播”的马塔图前面。留着大胡子、戴着玫瑰红墨镜的里克·罗斯的头像,几乎占了这马塔图车身的三分之一,他那双眼睛朝我扫过来,不知他在期盼着什么。几个背着双肩包、挎着编织袋的男人像是受到他这扫来目光的威慑,从我身边匆匆而过,急急前去,似乎在躲避着什么,让我眼前神秘又有点紧张。

前方高耸的写字楼上密密麻麻的窗户,让这栋巨大的建筑像竹帘屏风一样横亘在这几辆马塔图留出的通道尽头。那几个男人也到了这“福音传播”的车头,一转过车头就溜掉了。而里克·罗斯仍然紧紧地盯着我,仿佛在说:“别拿相机对着我!”

忽然间,从我身后走出来一位豆蒄年华的红衣女子,边前行边和罗斯交换着眼神,仿佛跟罗斯述说着她的委屈、她的苦衷,而罗斯也在目不转睛地倾听着她的述说,旁边车上的“牧师”也不敢打扰他们,只是把头低得更下去,继续着他的“祷告”……

老街里没有直达凯伦庄园的马塔图,需要中转。有几条路线可供我挑选,都可以中转过去。我挑选了内部装饰更精美的马塔图。这辆马塔图把内部改装成了很地道的KTV包房:顶上是闪亮着绿色、紫红色的LED灯带、多层装饰的吊顶,驾驶室被一面墙完全分割开来。这墙上挂着54”的液晶显示屏,旁边挂着一对“滚石”音响,四周窗的上部都贴满了流行歌手海报头像。售票员戴的白毡帽在紫红色灯的照射下,特别地显眼。

这样的改装让我诧异不已:怎么可以在这样一个公共空间里,把KTV这样私密而放纵空间移植过来?一时间我耳边冒出许巍《蓝莲花》的开场白“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

不过,我前晚在网上看到更张扬马塔图的视频:不仅有摇滚歌手拿着话筒狂吼的涂鸦,还有围着车身不停闪烁的舞台彩灯带,车头两侧有两个长号形状的大喇叭;司机娴熟地操控着方向盘,他让这辆马塔图伴随着车内播放的摇滚乐,带着节奏在车站附近滑移,整个马塔图就像一个移动着的摇滚舞台;打扮成马戏团小丑模样的售票员,吊着车门上的“n”字型的拉杆,用右手兴奋地召唤着激情奔来的的年轻人 “来吧、来吧”。让人感觉这些兴奋年轻人不是去乘坐公交车,而是走进摇滚专场。

除了娱乐、音乐,马塔图上的涂鸦也像是国家精神面貌的概览,艺术家们把头条新闻都描绘在马塔图的车身上,还总伴随着“谈判者”、“调解人”、“圣徒”、“可爱”“街头霸王”、“滚烫的车轮”、“彻底的痛苦”和“令人敬畏的上帝”之类的字眼;也把最时尚、流行的碧昂斯、范迪塞尔等人物画得车身,还有纳尔逊·曼德拉、托马斯·桑卡拉、马尔科姆·X、马汀·路德·金、巴尔克·奥巴马;运动员大卫·鲁迪沙、乌塞恩·博尔特也出现在马塔图身上,还有像切·格瓦拉和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样的革命者;以及非洲音乐家费拉·库蒂、索蒂·索尔、奥利弗·姆杜库齐、埃里克·怀奈纳等等。

马塔图更是一个城市里的精灵,承载着城市生活的记忆,让很多沮丧的市民通过在偶像的梦幻生活中相互分享,找到情感的慰藉。

马塔图经过近七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了肯尼亚本土最大的非正规经济的企业。受益的不仅有车主、司机和售票员,还有终点站服务员、停车场老板、维修工和零部件商、涂鸦艺术家、改装技师、保险、银行信贷、还有交警,现在又有了国家交通安全局。而能发展到如今的境况,跟两位肯雅塔总统很有关联。

马塔图出现在肯尼亚独立前夕,上世纪五十年代。当时随着内罗毕城市的发展,有大量的原住民进出内罗毕谋职讨生活,马塔图承担着他们在城乡之间往返的交通。当时的英国殖民政府把内罗毕的公共交通服务签给了英资的联合旅游公司属下的肯尼亚巴士公司,合同有效期到1985年。马塔图从一出现时起,它就是一个非法运营的公交车,一直挣扎在内罗毕公交服务的边缘地带。

肯尼亚独立后,这种状况也没有改变。直到1973年,在肯雅塔总统与他故乡基库尤人的一次聚会中,内罗毕马塔图车主代表借机向肯雅塔总统表达了马塔图非法运营的困境和原住民创业、就业的艰辛。

当时肯尼亚原住民经济实力薄弱,只占整个内罗毕商业贸易的7%,肯雅塔总统一直渴望尽快实现国民经济的“非洲人化”。而马塔图这个行业正是这些原住民难得的创业机会,虽然经过他们近二十年的打拼,始终被“非法运营”所束缚。同时,城乡间的交通瓶颈也严重阻碍了原住民参与到城市中创业、发展的进程。

肯雅塔总统随后在1974年发布了“总统令”宣布马塔图是合法的私营交通服务,不受“公共交通管理委员会”和“公共汽车管理委员会”的管控。马塔图在随后十年迅猛增长,蔓延到全肯尼亚。2007年的统计显示马塔图也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方式,占据内罗毕人出行的29%,远远高于公共汽车的6%。内罗毕拥有约20,000辆马塔图,全肯尼亚有80,000辆马塔图。

另一方面,1974年的“总统令”让马塔图游离于政府交通管理之外,给马塔图日后形成有“无政府主义”特色的马塔图文化创造了条件,也给马塔图后来一直被诟病的交通安全带来隐患。

在1984年,“总统令”颁布十年后,莫伊政府出台了“交通修正法”,才正式将马塔图纳入公共交通管理体系,限定马塔图为25人以下的公交车,需要年检,驾驶员必须大于24岁并有4年以上驾龄。这法案也被称为马塔图法案。

这法案刚一推出,马塔图车主们预估绝大部分的马塔图都会亏本倒闭。于是马塔图车主协会组织马塔图进行了多次全国性抗议、罢工;另一方面,加大了对执法部门的游说和贿赂,大大削弱了马塔图法案的执行力度和效果。

能有效地游说执法部门是因为马塔图车主成员构成的特殊性。马塔图是小规模投资,就如我们八、九十年代的个体户,一个车主可以只有一辆车,也可以有几辆车,很少有超过十辆车的车主,所以面对当时几万辆的马塔图,车主人数众多,构成复杂多元。它汇集了内罗毕本地中产阶级的主要部分,其中不少车主是警察、律师、政府部门工作人员、以及与政府、执法部门打交道的小老板等等。这样由马塔图车主协会组织、推动的游说、贿赂,显然会富有成效。

但马塔图因超载、超速、超期服役、无视交通法规、无证驾驶等等造成交通伤亡事故,令肯尼亚每年有近三千人丧生。这让马塔图在民间背上了“移动太平间”、“飞棺”的恶名。

2004年,齐贝吉总统上任后,为实现竞选时改善交通安全状况的承诺,由强势、执着的交通部长约翰·米丘基(John Michuki)推出了第161号法规,常被称为米丘基法规,法规要求:

交通部长米丘基不遗余力地推动该法规,这让马塔图的无政府主义受到了重创。马塔图不得不装上限速器、和安全带,但统一的制服和统一黄腰带,与马塔图文化严重冲突,受到了马塔图行业的普遍抵抗。

除了原来的马塔图车主协会,还涌现出马塔图福利协会、马塔图驾驶员和售票员协会等有代表性的组织,他们组织和推动了比马塔图法案后更加广泛的游说和贿赂活动,以削弱米丘基法规的执行力度。

除了马塔图协会的游说和贿赂外,政府的组织本身缺乏纪律,形如一盘散沙,也是米丘基法规执行力度大大被削弱的另一个主要原因。

政府组织和政党组织的纪律性不强,这在非洲后殖民时代的一个通病。肯尼亚历史学家马兹鲁伊教授在他担任主编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写出版《非洲通史》的第八卷的结语篇“走向2000年”里写道:“非洲国家从殖民时代继承下来的是片面发展的资本主义。非洲大陆接受了西方的消费模式而没有接受西方的生产技术;接受了西方的品位而没有接受西方的绩效;接受了城市化而没有接受工业化;接受了资本主义的贪婪而没有接受资本主义的纪律。”

如果完全按照米丘基法规执行,那马塔图就与我们八、九十年代的中巴一样,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这类私营的非正规的公共交通运输一样,仅仅是在正规的公共交通运输系统没有足够的资金和时间健全之际,暂时性地承担起从乡村到城市,和城市内部各区域的公共客运服务,与他们都一样——平淡无奇,只是满足内罗毕的公共交通的功能性服务。马塔图绝不会像如今这样“活力四射又放荡不羁”独特文化特征,更难成为内罗毕的独特的城市标识甚至肯尼亚的国家标识。

在马塔图的改装行业被整治十年、奄奄一息之际,乌胡鲁·肯雅塔于2013年竞选获胜,当上了肯尼亚总统。虽然肯尼亚经过2010年的修宪,让肯尼亚变成非洲大陆上更加稳定、法治的平台,但他不得不面对经济乏力和青年巨大的就业压力。

据肯尼亚2019年人口普查最新数据,18至34岁青年人口约1370万,其中失业人口534万人,失业率近39%,进一步影响贫富差距。肯尼亚经济多年来强劲增长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无法吸收迅速增长的劳动人口。17岁以下人口2290万,占总人口的48.2%,数百万求职者将进入人力市场。2018年创造了约76万个工作岗位,但90%新工作如马塔图产业这样的非正规经济带来的低薪工作岗位。

乌胡鲁·肯雅塔总统在2020年2月5日的华盛顿国际午餐会上发表的讲话里强调非洲拥有“世界上最年轻和增长最快的人口,最未开发的农业用地,巨大的矿产财富和巨大的消费市场。”如果非洲经济增长乏力会带来非洲大陆的许多安全威胁。因为“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失业,无法达到他们对生活的期望。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局面,如果这一现实不迅速改变,我们将产生一个危机四起的非洲,这个世界的每个角落都会受到影响。”

在乌胡鲁·肯雅塔总统眼中,应该鼓励马塔图这种根植于肯尼亚政治、社会领域的本土产业创造更多就业,而不是为了减少政府管理上的麻烦和降到管理成本,而限制马塔图的改装,它影响着成百上千的艺术家、技师的就业,以及他们卓有成效的创造力的经济带动力。

他也采用了他父亲乔莫·肯雅塔总统的方式,于2014年用总统令的方式豁免了对马塔图的改装限制,恢复了马塔图车身涂鸦,车内装电视、用音响等来改装权力。随后被压制了十年的马塔图改装业再次掀起高潮,一辆辆马塔图排着队在艺术家的工棚里改装,媒体争相报道:原来那“活力四射、放荡不羁”已经成为内罗毕标识的马塔图又复活过来了。“新闻”的希拉里·赫勒也于2015年1月26日发文惊呼“内罗毕著名的马塔图涂鸦又回来了”。

我乘坐的开往凯伦庄园方向的马塔图开动了,但电视没有打开,音响也没有播放音乐。两个月前(2018年11月)警察监察总长约瑟夫博因内特(Joseph Boinnet)又重申要执行米丘基法则,清除马塔图的涂鸦、禁止大声播放音乐,他解释说是马塔图的工作人员滥用了“总统令”,马塔图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博弈。

这辆马塔图车内的改装完全隔断了售票员和司机在视觉上的联系,他们之间要用拍打车身来传递车开车停的信息。售票员用硬币敲车身3下——有人下车,用手拍三下——等一等,拍一下——走。一遇严重堵车,售票员就会下去打探情况,回来给大家建议是该继续坐下还是立刻下车步行。有时候售票员探路还没回来,塞车松动了,司机不得不跟着车流往前开。在路上经常能看到穿着拖鞋的售票员在道路上“啪嗒、啪嗒”地奔跑,追着开走了的马塔图,最后他总能抓住车门上的把手,纵力一跳,回到车上。有时还会看到售票员像体操运动员一样,双手吊住这牢固结实的把手,把身体挑出去演绎太空漫步,给塞车塞烦躁的乘客带来些轻松的时刻。

在车坐了近一个小时,售票员还没提醒我到站了。乘客们不断上下,售票员一到站就走下去敞开嗓门招呼着人们上车。眼前的景象,让我回想起九十年代我刚到广州的生活。那时我从重庆单身一人来到广州在一个设计院搞工程设计,一到周末就会乘坐这样的“中巴”到深圳去找朋友、老乡聚一聚。那时广深高速还在修,还没开通。“中巴”要沿着正在扩建的107国道,经东莞再抵深圳。沿途都在开挖、搞基建,一路尘土飞扬。售票员像一车之主,吆喝着人们上上下下。有时还要经历“卖猪仔”——在途中被撵往另一辆中巴,才能到达深圳。不过,那时中巴却是最快、最方便出行的方式。现在,广州的中巴车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它完全被完善的城市公共汽车网络、BRT(快速线路巴士)、地铁、城际间轻轨网、豪华长途客运汽车取代了。不过,广州的中巴,和其它发展中国家大城市的私营非正规公交车、小巴一样,仅仅是交通运输工具,没有像马塔图这样经过六十多年发展,与自己的街头艺术相结合,变成独特的大众文化符号。

如果将来内罗毕也像广州一样发展起来了,这样的马塔图会不会也消亡掉?或者还没到那天,就被这米丘基法规给干掉了?还是物质没夯实前谈文化都是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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